产业研究专家林雪萍：“供应链保卫战”正在进入关键窗口期

谁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有外国学者称，中国的光伏和液晶电视产业坐享美国基础创新结果，却没有将制造机会留在北美。

到底是谁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林雪萍：美国不是不想把光伏或者液晶电视这样的产业留在本土，而是做不到。以光伏产业为例，光伏最早是美国应用在航空航天器上的，经历了德国的政府补贴和日本的屋顶应用，才度过了光伏产业的幼稚期。第四棒交到了中国手里，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本，在电站、光伏组件、电池片、加工设备等环节形成了复杂的供应链，才逐渐形成大规模制造，最终实现光伏的商业化。

从实验室里面的技术到真正商业化，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在很多产业领域里，美国企业家即使有填充鸿沟的意愿，但美国制造业的结构也无法支撑，从而很难快速实现对新兴行业的产业化。长久以来，新兴行业的爬坡效率，或者成熟行业的迭代效率，这条路并非是美国所擅长。因此，美国这样的产业不是说被抢走了，而是自己本身就留不住。

与其说有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不如说是美国华尔街主动设计的结果——重视资本市场效率的华尔街认为，笨重的厂房、数量众多的工人会拖累利润率，极力鼓吹脱离制造的轻资产运营。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成为急先锋，纷纷剥离代表重资产的工厂，此后制造和设计分离。这是一个主动设计的过程，是美国自己选择产业结构的结果，而不是说谁去抢了美国人的工作。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也认为日本、韩国抢了自己的工作。日本汽车在美国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抵制，美国人将日本丰田车开到街头，当众砸掉烧毁。现在，美国政治家用了时空错置的手法，把过去的电视画面强行插到今天的直播环节里，让外界感觉好像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这是一个人造的历史错觉。

环球时报：美国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等一系列手段，试图在多领域切断向中国科技公司提供产品的供应链。中国该如何应对？

林雪萍：芯片原来从设计到制造都是一体化，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芯片设计和制造开始分离，比如高通只做芯片设计，把制造交给台积电这样的公司，促进了芯片行业大繁荣。现在，一块芯片从架构设计开始，到原料、制造、封装测试，需要在美国、日本、德国、马来西亚、中国之间反复穿梭，环球旅行5万公里。而美国对于已经形成的全球分工进行破坏，希望把更多的芯片制造留在本土，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应激反应”，甚至是一种“过度反应”。

美国所说的“空心化”，其实就是低技术制造业的流失，导致高端制造和低技术制造之间的衔接出现问题。创新产品推到市场的前期，需要大量的供应链配合。类似电路板、金属结构件这样的产业也要高速运转，才能真正实现研发工程师的意图。低技术制造的缺位，会影响创新的速度。但反过来看，美国本身并不缺高端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仪器等领域的制造能力一直都很强，芯片制造能力在全球也能占12%。美国现在的做法，其实破坏了芯片已经建立的稳定秩序，堵塞了自由流动管道。

但我认为，美国的“再工业化”雄心，并不是中国需要去应对的最棘手的难题。我们真正的对手是美国培养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这既有墨西哥、加拿大的发展，还有以价值观为主的供应链围栏。而大量在印度、墨西哥、越南新生长起来的平行供应链，则是需要更加注意的。

印度手机制造业发展很快

环球时报：印度对中国供应链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林雪萍：观察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供应链的替代，并非容易的事情。但整体而言，印度对中国威胁最大。一方面，印度人口规模庞大，意味着它有一个很可观的单一市场。印度的汽车，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市场。这是其他国家，比如像1亿人口的越南、1.3亿人口的墨西哥等所不具备的市场条件。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于制造的雄心，也在一步一步地落地生根。最近两年，印度成长最快的其实就是手机制造业。2018年印度还是一个智能手机进口国，进口额超过20亿美元。而在2022年，印度手机出口总额超过了110亿美元。

这个巨大的反转，表明了手机产业的成长，其实并不需要太长的周期。2014年印度手机只有19%是本土制造，2022年该比例上升到98%，这说明印度在手机这个全球化分工最为典型的行业取得非常大的突破，这背后苹果的扶持作用非常明显。

苹果供应链的调整影响巨大

环球时报：在供应链大分流的时候，有人认为，苹果公司没有那么重要。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说，苹果如果离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林雪萍：苹果是成功的造链者，“手把手”教会并培养了大批供应商，它就像一个千斤顶一样把整个行业的制造能力顶上去。我们不能承受苹果的离开之痛。好的品牌制造商会给上游供应链提出数不清的制造难题，苹果的设计工程师也给中国电子制造供应链提出了无数难题。苹果对功耗、美观、通信、速度等各种技术参数要求苛刻。可以说，苹果的每一代产品更新，就像河流冲刷河床一样，不断刷新制造极限，中国制造能力得益于此。

如果苹果离开中国，看上去华为、小米等可以填充这种产能。但这种产能，只能是满足中国市场份额，而无法参与到苹果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当然，苹果在中国有25%的市场份额，目前并没有全部离开中国的打算。

但苹果确实在做很大的盘算，希望它的生产制造不要过于依赖中国，而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替代。这是一个巨大的博弈，未来这种博弈的局面，还是会继续。

环球时报：中国能否培养出类似苹果这样的造链者？

林雪萍：中国也有非常强大的链主企业。以汽车行业的空气悬架系统为例，该系统可以极大减少汽车颠簸，以前是60万元甚至是80万元人民币以上豪车的标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空气悬架的供应商基本上都被德国大陆集团这样的企业所垄断。然而，电动汽车新势力“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汽车）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些新生力量一开始就进入了汽车的高价值地带，推出的车辆都是在40万元左右。以前只有在豪车上面才有的空气悬架系统，变成了国产车配置。围绕这个需求，汽车行业组建国产的供应链。浙江孔辉汽车科技成立仅5年，但它在中国空气悬架系统份额已经占到40%。空气悬架系统也带动关键的电磁阀产业，国产电磁阀厂商也顺势成长起来。

“蔚小理”的崛起，在更深的意义上提升了中国制造的能力，改变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一直被锁定在低端市场的格局。这些造链主提升供应链能力的贡献，其实被远远低估了。在汽车上下游供应商一层一层拉动下，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科技含量才得到大幅度提升。电动汽车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窗口期，打得西方老牌汽车企业有点措手不及。这是一种链主再造供应链的力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